核心提示：近日，304am永利集团何可、张俊飚、畅华仪撰写的学术论文《放过它们，放过我们：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野生动物的非市场价值评估研究》发表于在《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2卷第6期（总第91期）。

人类活动导致的自然栖息地退化，使野生动物被迫与人类居住区发生频繁接触，是引起历次重大传染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埃博拉病毒的天然宿主很可能是果蝠，SARS冠状病毒则源自菊头蝠。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源尚无定论，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传播可能与野生动物不无关系。鉴于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20年2月24日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法律手段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联合国环境署亦呼吁，解决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面临的威胁，是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举措。

野生动物保护不仅是一个社会观念演变问题，亦是环境经济学的重要思考命题。促进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古已有之。儒家曾提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的生态伦理观；道家则主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生物保护思想；释家更是处处体现出对待野生动物慈悲为怀的伦理关怀。

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舌尖上的疫情屡次重演的重要原因在于，公众对野生动物的价值评估局限于猎奇、食疗等已知功能，而一些诸如预防疾病传播风险的非市场价值未被考量，或缺少对其进行货币化计量，使得野生动物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向市场传递扭曲的价格信号。由此形成的个体激励，衍生出大量的猎捕、食用需求，这无形间让全社会背负起了巨大的疫病衍生风险。这意味着，防止打开这一“潘多拉魔盒”、构筑自然共同体的基本前提是科学评估野生动物的非市场价值。

本文应用条件价值评估法，科学评估了野生动物的非市场价值，并探讨了价值取向（利己取向、利他取向、生物圈取向）、社会信任对居民野生动物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基于描述统计分析，本文发现：（1）尽管大部分居民对待“野味”较为理性，但仍有不少的受访者近2年内吃过“野味”，且大部分居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了解程度偏低。（2）居民对国家重点保护和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平均意愿支付水平分别占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97%、0.64%；总体上，野生动物的非市场价值约高出其市场价值的3.95~4.43倍。

基于计量实证分析，本文发现：（1）国家重点保护和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边际替代率不一致。尽管利己取向、社会信任均能够改善居民对两者的支付意愿，且利己取向对居民支付意愿的改善会随着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但较之于社会信任均能够提高居民对两者的意愿支付水平，利己取向反而降低了居民（尤其是“低健康组”居民）对其他野生动物的意愿支付水平；利他取向能够显著增强居民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支付意愿，提升“低健康组”居民对其他野生动物的意愿支付水平。（2）无论是对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其他野生动物，疫情关注时间能削弱利己取向对居民支付意愿与意愿支付水平的作用。疫情关注时间、自评健康分别能增强社会信任、利己取向对居民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意愿支付水平的作用。

当前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生态安全体系还存在较大完善空间。根据现阶段经济、政治、社会和自然生态状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并力争在两者之间进行综合平衡，无疑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要高度关注“一般性野生动物”的价值。无论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还是其他一般性野生动物，都在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鉴于任何野生动物都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存在稀缺程度、功能地位以及作为寄主所携带病毒对人类健康影响的差异，故而应确立人类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的普遍理念，从生态安全、疫病防控的双重视角，实施分类保护制度，依法规制野生动物猎捕、出售、购买与滥食等行为。

另一方面，要充分正视价值取向的效应，并重视社会信任在协调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与生态安全、构筑自然共同体中的作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间存在多维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这意味着，在价值构造的过程中，应正视利己取向在改善居民野生动物保护支付意愿中的积极作用，并通过社会信任的弘扬来抵消利己取向在降低居民意愿支付水平方面的消极影响。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共克时艰”，野生动物保护亦离不开“众志成城”，应进一步重视社会信任的培育，通过营造互惠互信、自然共情的舆论氛围，强化社会信任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与生态安全中的积极效应，以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远景目标的早日实现。

文章刊发：

来源：三农学术